大數據浪潮的撲面而來，使得對數據的認識和利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別是對于占據九成份額，擁有最多大數據資源的政府部門，堪稱“富礦”。
“政府手里最值錢的是土地和數據，數據是可以反復利用的，政府數據一旦釋放所產生的價值要比土地高太多。”談及政府數據的價值，貴陽大數據交易所總裁王叁壽告訴《中國電子報》記者。
更重要的是，在大數據時代，國家大力發展政務大數據，還在于其能夠成為打通部門壁壘、提高行政效率、轉變思維方式，是開啟“智慧政府”之門的一把金鑰匙。
然而就目前而言，政府數據仍然被束之高閣，無論是促進價值釋放還是促進政府職能轉型而言，都是全新的課題。那么，躲在里面“睡覺”的政府大數據如何才能走出“圍墻”呢？
政府自身意識很關鍵
一位市民出國旅游需要證明“我媽是我媽”，這讓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拍了桌子，反映出某些政府管理部門和企業在建設誠信體系方面理念落后和動作遲緩，而如果實現了大數據聯網，完全可以由政府部門內部調取，不必讓市民急斷腸、跑斷腿。
部分政府部門在對大數據開放上所持的消極態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政府大數據價值的釋放。在賽迪智庫軟件與信息服務業研究所所長安暉看來，大數據走出政府“圍墻”的核心問題在于政府自身的意識。
“國外認為政府使用納稅人的錢獲得的數據，就應該為納稅人所用，所以主導觀念就是開放。而政府部門對于數據的態度是，除非需要，否則不開放。”安暉這樣告訴《中國電子報》記者。
隨著國家在部署運用大數據優化政府服務和監管，提高行政效能上的不斷加強，地方政府對于開放數據的態度正在逐漸轉變，步伐也在不斷加快，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意識到“數據是一種財富”，北京、上海等全國多個地方政府均在一定程度上開放了政府數據。
王叁壽告訴《中國電子報》記者，地方政府的確在對于大數據開放態度上有積極轉變，但他也同時指出，光有態度并不夠。
因為這樣的開放姿態可能摻有“水分”。一種情況是將政府部門數據交給自建的數據中心，實際上并沒有做到完全地面向市場主體開放；另一種情況是開放數據的價值很少，低價值密度的數據無法被市場主體有效利用。
中關村大數據產業聯盟秘書長趙國棟在接受《中國電子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對于數據資產的重視所產生的一個副作用則是政府部門將數據據為己有，這涉及到政府部門的利益問題。政府部門只有改變觀念，轉變職能，才能打破這種壟斷，真正做到數據開放并服務于市場主體。
大數據處理需要“富士康”
政府部門對于開放大數據上的“保守”有其現實原因，主要來自對于開放數據安全性的擔憂。即便能夠做到單一部門開放數據的安全級別分類和審核，但很難控制不同部門數據開放之后的交叉泄密，這成為政府部門對于開放大數據的顧忌所在。
趙國棟并不認同因為安全問題而拒絕大數據開放的做法，他認為大數據安全是個偽命題。“從宏觀層面，國家有能力保護好數據安全。而對于政府部門，安全體現在使用中去維護，不能因為有風險而不去做，不能因噎廢食。”趙國棟直言。
在王叁壽看來，政府開放大數據還是要在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求發展，確保數據源的真實、可信是最為重要。而對于大數據的清洗和建模兩個環節成為大數據走出政府“圍墻”的關鍵，這又涉及到對于數據的采集、匯總、脫敏、分析等多個流程，而目前國內在清洗、建模方面的人才較少。
“大數據的清洗、建模、分析屬于勞動密集型工作，不管是中國也好，國外也好，在大數據清洗、建模、分析領域需要‘富士康式’的企業，進行數據清洗業務的標準化生產，為大量的數據交易提供支撐。”王叁壽告訴《中國電子報》記者。
據《中國電子報》記者了解，我國正在積極推動加快建立政府信息采集、存儲、公開、共享、使用、質量保障和安全管理的技術標準方面的工作。在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運用大數據加強對市場主體服務和監管的若干意見》中，明確工信部、國家標準委員、國家發改委、國家質檢總局、國家網信辦、國家統計局等多部門建立大數據標準體系，研究制定有關大數據的基礎標準、技術標準、應用標準和管理標準等工作，計劃將于2020年前分布出臺并實施。
探索政企合作新模式
業內人士看來，在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運用大數據加強對市場主體服務和監管的若干意見》中，釋放出的最明顯的一條信息是，要求政府通過運用大數據加強對市場主體服務和監管。過去政府部門更多是以事前審批為主，現在更多的是強調事中事后監管。以大數據為支撐的信用建設手段，對于加強對市場主體的服務和監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工信部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中心主任龔曉峰認為，要調動政府部門和企業的積極性，建立起政府和企業的合作模式以及明確政企之間的關系十分重要。
“實際上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系怎么界定，哪些是政府該做的，哪些是企業該做的，哪些是中介組織該做的，這比較難，但要往前推進。”龔曉峰說。
目前，以百度、阿里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正在積極開展同政府部門的合作，在政府部門大數據開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阿里云政府事務總監周斌琪坦言，對于大數據開放上的政企合作，關鍵在于政府能不能把相應的規則和標準建立起來，以及用開放的心態看待這樣的合作。
在大數據開放的政企合作模式上，地方政府正在積極地做出探索。7月15日，沈陽大數據運營有限公司正式掛牌成立，這種由政府主導、市場化運作的數據運營公司在全國較少見。
沈陽大數據運營有限公司總經理楊寶衛告訴《中國電子報》記者，沈陽大數據運營有限公司一期注冊資本2000萬元，是由代表沈陽市人民政府的沈陽創業投資管理集團有限公司和東網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資發起成立的混合所有制公司。其中，創投集團出資1020萬元，占股51％，東網科技出資980萬元，占股49％，全部以現金出資。沈陽大數據運營有限公司的業務范圍不僅局限于沈陽，而是兼顧沈陽經濟區8個城市，未來還要覆蓋整個東北地區。
楊寶衛表示，市場的爆發、政府推動和決心以及在大數據方面全方位的布局使得沈陽能夠較快開展對于政企合作進行大數據開放的嘗試，但他同時強調，政府部門數據的開放現在還在探索階段，要理性對待整個市場發展。
“只有產業發展各方面要素成熟，才能真正發展起來，那種希望立即變現，急于求成的認識和觀念要不得。”楊寶衛說。
——中國電子報?作者：張軼群
原文標題：大數據如何走出“圍墻”？
]]>近年來，微博、微信等自媒體的快速發展，使得網絡輿情達到空前的活躍，各類輿情危機事件特別是網絡信訪輿情逐年增多，給各級政府部門工作造成很大的困擾。面對逐年增多的信訪輿情，各級政府各級部門如何做好信訪輿情工作部署，提升自身的信訪輿情應對和處置能力，是當前信訪輿情工作的重中之重。
從當前政府信訪輿情的形態來看，其表現出以下一些特性。從內容屬性看，利益訴求中摻雜著政治因素；從對象范圍看，多元化和群體趨勢愈發突出；從行為方式看，非理性手段加劇、過激方式增多；從信訪時機看，往往經過精心設計策劃；從影響效果看，往往容易產生“連鎖反應”等。這些錯綜復雜的信訪輿情，對政府信訪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輿情本身的突發性和擴散性，使信訪工作的不可控性增強、反應和預警時間減少；其逆反性又增大了信訪問題的處理難度；匿名性更是給信訪工作造成監管上的盲區。要做好政府信訪輿情工作部署，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做好群眾工作，從源頭上避免矛盾激化。一些信訪問題之所以由小矛盾發展為大問題，并成為網上負面輿論的焦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實際工作沒有做好、群眾不滿意，給了信訪輿情負面發展的空間。信訪工作說到底就是群眾工作。要做好政府信訪工作，還需要從源頭抓起，這個源頭就是群眾工作。解決信訪問題要堅持相信群眾，尊重群眾，牢固樹立群眾利益無小事的觀念，堅決克服信訪人是沒事找事甚至是故意找事、給政府添麻煩，把信訪人置于對立面，內心情感上產生排斥和厭煩的錯誤心理。相反，要帶著責任感做工作，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著想，切實維護好群眾利益，實實在在地為群眾解決問題。同時，要善于在復雜形勢下與群眾溝通，在與群眾的廣泛接觸中化解矛盾、理順情緒，激發群眾的主人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不斷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從而在源頭避免矛盾的激化。
二、建立信訪輿情預警機制，提高輿情管理能力。為更好地預測、預防政府信訪工作中的突發事件，要進一步完善信訪工作中的信訪輿情預警機制。通過輿情監測工具(如樂思輿情監測系統)，對監測到的網上信訪輿情進行分析、咨詢、評估，保證對各類突發信訪事件的科學識別、準確分級、及時響應和有效溝通，為政府部門輿情處置決策提供依據。同時，還要加強與群眾、各部門之間的信息溝通互動，建立信息共享和問題互動機制，逐步形成大信訪預警格局。通過輿情監測工具廣泛收集信訪信息，對傾向性、苗頭性、預警性的信訪信息，要超前進行科學預測，做到關口前移、防患未然。
三、重視輿情主導地位，引導網絡輿論方向。在網絡輿論中起意見強勢作用的仍然是傳統大眾媒體輿論的意見領袖，這些人無外乎政治家、學者、專家、新聞人物、著名記者等等。對政府而言，這些人都是政府在信訪輿情應對過程中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政府平時應該做好與這些人的溝通合作，與他們之間建立信任和諧的關系，積極倡導這一群體承擔起網絡輿論引導的責任，共同凈化網絡輿論環境，為政府信訪工作樹立起一道天然的屏障。
四、提升信訪工作效率，加強政府信訪信息系統建設。信訪信息化是進一步暢通渠道、規范信訪秩序的必要手段和重要工具。應由上級信訪部門統籌規劃，搞好頂層設計，在現有系統基礎上，根據機關單位使用情況，不斷優化升級各子系統，真正將信訪事項的受理、辦理、復查、復核、督辦等環節都納入信息平臺，大力推行“陽光信訪”，全面受理網上信訪，增加信訪的便捷性和信訪辦理的透明度，不斷減少信訪和社會成本，提高信訪工作的效率。
五、完善法律法規制度，加大網絡輿情監管力度。縱觀我國互聯網發展歷程，“技術先行管理滯后”和“先發展后規范”是形成網絡輿論紛復雜的重要原因。從長遠來講，對網絡進行統一規范，凈化網絡環境勢在必行。在大的層面上，應由政府和相關職能部門制定統一的法律條款和執行標準來進行規范、監管；在小的層面上，各網站要加強對注冊人身份的驗證審核，明確各級監管職責，從而把那些有害、虛假、無用的信息拒之門外。
不可否認，信訪輿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利益群體的訴求，為國家政策、法律法規完善過程中的價值取舍、利益權衡提供了重要依據。但信訪輿情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在進一步增強民主、擴大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的同時，也給政府信訪工作帶來了很多的問題和負面干擾。所以，對待信訪輿情，需要對其有正確的認識，在充分利用信訪輿情補充政府工作缺漏的同時，更好做好信訪輿情的應對處置，防止信訪輿情演變為危機，傷人傷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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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近日發布的《2014年民政部購買社會服務指導目錄》顯示，輿情監測成為政府向具備資質的社會組織、文化企業等單位購買服務的項目，政府可委托其提供系列輿情產品和其他相關服務。
據悉，該民政部印發該指導目錄旨在落實關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要求，切實做好2014年度民政部購買社會服務工作。目錄內容包括保障基本民生、基層民主和社會自治、服務國防和軍隊建設、專項社會事務管理和其他類別共五類。此外，政務微博運行維護等也列入目錄。
五大類下共包括十四個子項目，包括流浪救助專項資金審計服務、救助機構等級評定評審服務、社會福利項目評審評估慈善援助活動慈善評比表彰、社會組織審計服務、社會組織窗口服務、特殊困難老年人社會工作服務示范、志愿服務項目、整理編輯印制《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英名錄》地名公共服務、第二次全國地名普查監理、第二次全國地名普查、監理區劃地名信息化建設服務項目、婚姻收養信息化建設服務項目等。
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傳播方式的渠道和技術的多樣化，網絡輿情對政治、生活的影響甚深，輿情監測相關企業、監測軟件開始搶灘各類宣傳部門以及其他相關行政事業單位。
來源網站：中國政府采購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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